-----我說如果中日開戰(zhàn)這次為國犧牲的應該是我們社會的既得利益者！

然而一位朋友卻說‘為國犧牲的只能是社會的利益缺損者’！

昨天碰到一個朋友，他說他參加了他們單位組織的抗日戰(zhàn)爭座談會；會上大家東拉西扯，竟然談到了如果再次中日戰(zhàn)爭會有哪些人犧牲的話題。他問我如果現(xiàn)在就發(fā)生中日戰(zhàn)爭，中國社會將會有哪些人為國犧牲？我說我們社會有為國犧牲的有三個層次，因為這是我們社會的特色機制：

首先是我們社會的黨員領導干部，這個二千多萬人（含國有企業(yè)、事業(yè)單位、大專院校的領導）的隊伍是我們社會的核心力量。當國家遇到危險時，他們肯定是第一批主動犧牲的人；

第二層次就是我們社會的八千多萬共產黨員，這些人本來就是準備為共產主義犧牲的；難道為國犧牲不是他們的選擇嗎？

第三層次就是我們社會現(xiàn)在體制內養(yǎng)育的二億人，這些人為報恩也會為國犧牲。

正因為如此，如果現(xiàn)在中日爆發(fā)全面戰(zhàn)爭的話肯定與我們這些體制外的人無關；因為國家根本不需要我們犧牲。

然而我的這位朋友竟然說我的這三個層次犧牲的概念完全錯了，因為我們社會最具有犧牲可能的剛好是被體制拋棄出來而自謀出路的人；因為體制內的人基本上全部富了，所以大家已經基本建立了海外關系。他問我當年中國的漢奸主要是哪些人？主要就是留日的富人及其子弟，他們才是我們社會當時的漢奸骨干。正因為如此，我們社會現(xiàn)在的漢奸決不會是在國內發(fā)牢騷的老百姓；而應該是滿嘴愛國的出國人員，因為這些人才不會為國犧牲；所以這些人即使不是漢奸，也會是逃避戰(zhàn)爭的人。所以如果再次中日爆發(fā)全面戰(zhàn)爭，最先犧牲的只能是下崗人員和農民的子弟；因為這些人應該是我們社會第一批犧牲的人。

我目瞪口呆，社會的既得利益者不是為國犧牲的人；而社會的利益缺損者竟然是為國犧牲的人，這就是殘酷的社會現(xiàn)實呀。這使我想到了七十多年前的那場戰(zhàn)爭，最后犧牲的不是當時的達官貴人；全部是被當時被社會拋棄的人。如中國共產黨犧牲最大，可中國共產黨在當時是被圍剿的人；結果這些人主動為國犧牲。還有當時的很多綠林強盜，這些人同樣是當時戰(zhàn)爭中主動為國犧牲的人；要知道這些人可不是社會的既得利益者，因為他們都被逼上為盜的地步；能說他們是當時社會的既得利益者嗎？然而正是這些當時的利益缺損者成為犧牲的主力軍，從而奠定了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基礎。

為什么當時抗日戰(zhàn)爭中這些利益缺損者成為犧牲的主力軍，這是由于當時的政府腐敗與沒落；所以這些被社會拋棄的人主動為國犧牲。他們可不是為了救政府，他們的一腔熱血是為了救國。正因為如此，我想經歷過這個殘酷現(xiàn)實的中國共產黨應當主動為國犧牲；因為現(xiàn)在執(zhí)政的可是當時被拋棄的中國共產黨呀。難道中國共產黨能夠步當時腐敗政府的后塵嗎？起碼我是不相信的呀。為什么我說我們社會的黨員領導干部會主動為國犧牲，因為國家已經給予他們夠多的了；養(yǎng)兵千日還用在一時呀，我們這養(yǎng)了六十多年的人難道還不能為國貢獻一時嗎？這就是我定義應該第一批主動為國犧牲的肯定是這些人，因為這些人的榮華富貴樣樣得心應手；有什么理由不為國犧牲呢？

然而朋友卻說我們社會的利益是由領導分配的，那么犧牲同樣也是由領導分配的；因為領導肯定不會安排自己的利益集團去犧牲，自然只能安排自己利益集團外的人去犧牲；這些人只能是被改革淘汰或拋棄的人，所以這些人只能在改革開放后而自謀出路去了。既然改革需要犧牲利益的只能是這些人，所以同理如果中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肯定領導安排犧牲的只能是這些人；因為這些自謀出路的人不可能有海外關系，自然他們將是我們社會被領導安排的第一批的犧牲者。也就是說既然這些人已經是改革開放的犧牲品，難道就不能成為第二次中日戰(zhàn)爭的犧牲品嗎？

我們知道國內這么多的矛盾沒有解決，而這些矛盾剛好是集中體現(xiàn)在這些自謀出路的人身上；他們住房沒有利益，他們收入同樣沒有利益；更重要的是他們竟然連福利也沒有，所以這些人才是被社會拋棄的人。雖然我們總說解決老百姓的問題，但從來沒有見到有任何政策解決這些自謀出路人的利益。自然腐敗普及到老百姓的身邊，為富不仁就在老百姓的眼前；在這貧富差距加劇的社會里，老百姓的地位是越來越低。在這樣的社會文化下，老百姓肯定不想為國犧牲。然而當真的戰(zhàn)爭到來時，權貴們肯定出國躲避戰(zhàn)爭去了；而不愿意為國犧牲的老百姓卻沒有去處，于是只能被執(zhí)政者安排去為國犧牲。如果成功了則是執(zhí)政者的功勞，如果失敗了則執(zhí)政者同樣也有退路；這就是政治，一個中國特色的政治；同時還是任何政權在中國大地的共同規(guī)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