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周巖

據(jù)新華社報道，截至 2014 年 3 月，全球漢語學習人數(shù)已超過一億?？鬃訉W院開遍世界、各國中小學生爭相學漢語的報道也屢見于國內媒體。似乎今天誰不學漢語，誰就要落后于時代?？雌饋?，漢語已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成為除英語外世界上最重要的語言。

可事實真的如此嗎？

用戶多未必影響大

判斷語言影響力的常見標準，是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數(shù)和使用這種語言的國家的國力，按照這兩個標準，漢語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二語言。

▍漢語是世界上母語人數(shù)第一的語言，有近 14 億母語使用者，遠大于第二位的六億母語者的印地 - 烏爾都語，第三到五位分別是英語、阿拉伯語、西班牙語（圖片來源：華盛頓郵報）

從使用人數(shù)來講，漢語是當之無愧的第一大語言。若是考慮國家經濟實力（按 GDP 計算），雖不及英語國家總和，但也穩(wěn)坐第二位。

▍ 2003-2010 年間 GDP 按照語言的比例分布，漢語僅次于英語，且占比逐年上升

不過，母語者人數(shù)和 GDP，不能直接表征語言本身的信息價值和傳播情況。GDP 衡量的是國家經濟情況，用它推測該國的語言影響力，實際上是假設了語言與經濟情況之間存在正相關性，但這個前提本身并未得到確證。

按照語言自身的標準，中文在"信息產量"上也是絕對的前二。例如期刊文章發(fā)表量和互聯(lián)網信息量，中文都是僅次于英文的世界第二語言。不過這兩個標準的問題在于，它們表征的僅僅是信息規(guī)模而非"信息質量"。

那么，有沒有一種數(shù)據(jù)，既能反映某種語言產出的信息規(guī)模，又可以體現(xiàn)信息的質量，甚至是與其他語言之間的關系呢？有，這就是書籍翻譯量。

在各種不同形式的信息載體中，正規(guī)出版的紙質書籍往往是較高質量的信息內容，大大過濾了垃圾信息。各種語言間互相翻譯的書籍，更是一種二次過濾，因為只有具備較高價值或需求的書籍才會被翻譯成其他語言。由此，不同語言的書籍翻譯輸出和輸入數(shù)字，可以直觀地反映高質量信息的流動、傳播方向，以及不同語言在人類知識生產中的地位。

▍《圣經》不僅是最暢銷的書籍，也是被翻譯成最多語言的書籍。人類文明中越重要的書籍會被翻譯成越多種語言

國際聯(lián)盟從 1932 年開始就收集各國翻譯圖書的數(shù)據(jù)，后來這個任務交由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負責，建立了世界書籍翻譯數(shù)據(jù)庫（UNESCO Index Translationum）。各國政府向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供正規(guī)出版物中翻譯著作的信息，1979 年起的數(shù)據(jù)都已經完成電子化，可以線上檢索。

如果以書籍翻譯量作為評判標，中文再也不是世界前二了。根據(jù) 2012 年截取的數(shù)據(jù)（此數(shù)據(jù)自 1979 年起記錄，后文未加特別注明的"翻譯量""翻譯排名"等均指這一部分數(shù)據(jù)），人類社會一共出版大約兩百萬種翻譯書籍（不考慮印數(shù)，同一本書的不同譯本分別計算）。

其中由中文翻譯成外文的書籍一萬三千余種，由外文翻譯成中文的六萬三千余種，合計七萬六千種左右，這一數(shù)字位于全部語言的第十四位。不僅遠遠不及英、德、法等語言，也不及許多小語言如丹麥語、捷克語等。

▍翻譯總量前二十的語言，中文僅位列第十四位

翻譯數(shù)據(jù)庫所涉及到的超過一千種語言，非常明顯地分為四個梯隊：

第一梯隊是唯一的超核心語言，即英文，全部翻譯書籍中約 60% 是由英文譯出或譯為英文；

第二梯隊是兩個核心語言，德文和法文，各 20% 的翻譯書籍由它們譯出或譯入；

第三梯隊是五個區(qū)域性核心語言，分別是西班牙文、俄文、日文、荷蘭文、意大利文，由其中一種語言譯出或譯入的比例在 5-10% 之間；

第四梯隊是所有其他語言，即邊緣性語言，全部翻譯書籍中由其中任意一種語言譯出或譯入均小于 5%（所有百分比加和應為 200%，因為一本書涉及翻譯出與翻譯入兩種語言，被計算兩次）。

由中文譯出或譯入的書籍，只占人類社會全部翻譯書籍的 3%，中文屬于第四梯隊的邊緣性語言。

十三億人的信息孤島

翻譯規(guī)模僅僅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各語言之間互相翻譯的"通道"。全球語言之間的翻譯構成一種網絡結構，如同高速公路、鐵路網，翻譯量只能顯示"通車量"，在這個網絡中的位置以及和其他節(jié)點的連接情況決定了這種語言與其他語言的互通程度。

MIT Media Lab 基于這個翻譯數(shù)據(jù)庫構建了全球語言網絡結構，并計算了每種語言的特征向量中心性（Eigenvector Centrality）。特征向量中心性是網絡中某個節(jié)點重要性的度量，與這個節(jié)點和其他節(jié)點的連接權重成正相關。谷歌的頁面排名計算即是基于特征向量中心性。我們可以將這個值稱為"語言中心性指數(shù)"。

▍基于世界書籍翻譯數(shù)據(jù)的全球語言網絡結構。中文是下方的橙色圈" ZHO "。圈的大小表示語言中心性指數(shù)；圈的顏色表示語系；連線粗細表示翻譯量

▍各種語言的中心性指數(shù)排名，中文位于第二十位

在全球語言網絡中，英文處于絕對的中心位置，是信息交互的樞紐，其中心性指數(shù)高達 0.90，法文以 0.30 居第二位，德語以 0.26 與法文同處第二梯隊。第三梯隊中，意大利文借由其在歐洲語言中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和英文、法文、德文的良好信息交互，以 0.09 的中心性位列第三梯隊的首位，但按照書籍翻譯量排名意大利只是第三梯隊的第五。和意大利文情況相反的是日文，因為日文與歐洲語言的信息交互較弱，其中心性指數(shù)排名低于翻譯量排名。

中文的中心性指數(shù)如何呢？很不幸，比按照翻譯數(shù)量的排名還低，僅以 0.014 的特征向量中心性位于第二十位，這說明中文處在語言網絡中的邊緣位置。中文與英文、日文兩種語言互相翻譯較多，而與其他幾種主要歐洲語言的翻譯則相對較少。中文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區(qū)域樞紐"，蒙文、藏文等高度依賴于中文，但這些語言本身即處于世界語言結構非常邊緣的位置。

▍以中文為關注焦點的結構示意圖。中文直接與英文相連，此外與日文、韓文聯(lián)系也較緊密，其他一些語言類似蒙文、藏文等則需要依靠中文作為信息中轉樞紐

▍以英文為關注焦點的結構示意圖。英文作為核心中樞，與絕大多數(shù)重要語言建立了直接的、大量的信息交互

如果以交通網來比喻語言網絡，英文就是北京，是四通八達的核心樞紐，德語、法文是上海、廣州等全國性樞紐，日文是區(qū)域性樞紐如西安，中文則是西寧，而蒙文、藏文等則是德令哈、剛察。

信息流動更類似于航空而非公路，每一次連接都需要巨大成本，所以不是按照最短距離，而是按照最少連接次數(shù)的原則進行傳遞信息。但不是任意兩點之間都可以連接，一個節(jié)點只能和上級中樞或周圍節(jié)點連接。

二十世紀初，中文在世界語言網絡中的位置更邊緣。魯迅翻譯凡爾納小說時，即是按日譯本譯成中文，日譯本則是由英譯本譯出，英譯本根據(jù)法文原文譯出。這樣一個法文 - 英文 - 日文 - 中文的途徑，非常好的展示了英文作為核心中樞以及日文作為區(qū)域中樞的作用。

▍魯迅翻譯的凡爾納小說版本

當然，今天中文世界已經有許多直接根據(jù)法文原文譯出的凡爾納作品，但是，更小眾的信息或是其他邊緣性語言的信息想要進入中文世界，仍然要借助其他樞紐的中轉，最主要的就是英文樞紐。

所以，雖然中文有著最多的使用人數(shù)，占據(jù)了世界第二位的 GDP，但在全球語言信息網絡中，處于信息的孤島，外面的信息進來不易，中文世界的信息想傳遞出去也不易。與中文類似的這種體量大但信息交互性差的語言，還有阿拉伯語。

位置取決于對人類文明的貢獻

既然中文有如此多的使用人數(shù)，現(xiàn)今中國的國力也不容小覷，那為什么中文仍處在全球語言網絡的邊緣位置？

究其根本，是中國的文化影響力過低導致了中文的邊緣性。

對于上面的判斷，有沒有什么可以驗證的數(shù)據(jù)呢？有。

MIT 將他們計算出的語言中心性指數(shù)與各類數(shù)據(jù)進行擬合，發(fā)現(xiàn)與 Human Accomplishment 中提供的人類知名人士（1800-1950 年）數(shù)量存在高度相關性，確定系數(shù) R 平方達 0.858。

▍語言中心性指數(shù)與 Human Accomplishment 提供的知名人士數(shù)量的擬合結果，呈高度正相關

Human Accomplishment 中的"知名人士列表"由查爾斯 · 默里制作，通過計算百科全書、學科史書籍中某人出現(xiàn)的次數(shù)和描述篇幅等，得出人物知名度指數(shù)。不計商人、政治家、明星等，只記科學家、藝術家、哲學家，故可認為是學者共同體所公認的"人類知識創(chuàng)造者"。

▍按照國家和語言排序的 1800-1950 年間知名人士數(shù)量，由查爾斯 · 默里統(tǒng)計。語言根據(jù)國家文化背景有加權計算，所以出現(xiàn)非整數(shù)

在這份知名人士列表中，英語、德語、法語使用者位列前三，這三種語言也同樣是目前世界知識體系中最核心的三種語言，處于信息網絡的核心。

近現(xiàn)代以來，中國人（或稱"中文使用者）對人類整體知識的貢獻非常小，是導致中文處于知識網絡邊緣地位的根本原因。另外，知識產出與語言影響力之間不是單向的因果關系，當語言影響力提升后，也會反過來促進使用該語言的人更容易地向外傳播乃至創(chuàng)造知識。

同樣可以佐證這一點的是，涉及到中文的翻譯書籍中，翻譯入中文與由中文翻譯出的比例為 4.7:1（翻譯入 62,650 種，翻譯出 13,337 種）。翻譯入遠多于翻譯出，說明這種語言是一種文化弱勢語言，接受外來文化程度大于向外輸出文化。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英文，英文的翻譯入與翻譯出比例為 1:8.4（翻譯入 146,294 種，翻譯出 1,225,237 種）。由英文翻譯為其他語言的書籍遠遠多于由其他語言翻譯為英文的書籍，說明英文是一種向外輸出知識和文化的強勢語言。

實際上，英文是唯一一種翻譯出遠大于翻譯入的語言（不算拉丁語等死語言）。第二梯隊的德文、法文，第三梯隊中的意大利文、俄文，它們的翻譯入與翻譯出大體持平，其他的所有語言幾乎都是翻譯出顯著小于翻譯入，而翻譯入的源語言主要就是英文。

在這已不算多的文化輸出中，古代和所謂"傳統(tǒng)"文化仍然占據(jù)了中文文化輸出的一大部分。1979 年以來被翻譯最多的前三位中文作家分別是老子、孫子和孔子，都是古人。2004-2014 年間，日本出版的由中文譯出的書籍中，最多的是文學作品，其次分別是中醫(yī)類書籍和中國傳統(tǒng)藝術類書籍。

▍ 1979 年以來被翻譯為外文最多的中文作家，分別是老子、孫子、孔子、魯迅、高行健，前三位都是古人

文化輸出能力弱導致中文譯為外文的書籍少，那么中文在翻譯其他語言書籍方面如何呢？即便原創(chuàng)能力欠佳，若是由外文翻譯為中文的書籍足夠豐富，那么倘若中文是你唯一掌握的語言，也可以獲取人類知識的多數(shù)內容了。

遺憾的是這樣的愿望也無法達成。

由外文翻譯入的數(shù)量，中文也只排第十三位。且不論歐洲各語言，看一看我們的近鄰日本。與中文一樣，日文是文化弱勢語言，翻譯入與翻譯出比例為 4.9:1（翻譯入 130,893，翻譯出 26,921）。不過，日文翻譯入的絕對數(shù)量遠大于中文，是中文的 2.1 倍，位于全部語言的第五位。

日本的翻譯事業(yè)起步于明治維新時期，其時翻譯了大量西文著作，中國人則借助日文書籍了解西方。甲午戰(zhàn)爭后中國人大量翻譯日文書籍，1896-1911 年間翻譯日文書籍 958 種，遠遠超出同期翻譯西文書籍數(shù)量。二戰(zhàn)后日本出現(xiàn)了第二個翻譯高峰，而中國的翻譯事業(yè)則因為政治環(huán)境的原因受到很大局限。八十年代后，中國翻譯引入外文書籍的速度大大提升，近年來每年出版的翻譯圖書已逾萬種。

目前，美國成功學大師戴爾 · 卡耐基的作品，是中文世界輸入最多的西方文明成果（207 種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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